伊米隆国王一个话痨的自我救赎是成为……-思晗国际
一个话痨的自我救赎是成为……-思晗国际
●思晗国际四周年庆时，李晗老师在成都首座万丽酒店演播厅给大家做的演讲分享。
1
自从年幼的我掌握了语言能力，我彼时年轻貌美的妈妈就陷入了深层焦虑。这位白天在服装行业兢兢业业，承担着财务以及销售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每次下班到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儿子，你能不能安静会儿？”
妈妈的语气略显烦躁，但也不乏温柔。记忆里的背景音乐是“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艾婉冲，安静的旧旧的”。无法在家里获得表达快感的我，只得将魔爪伸向了附近单元楼的小伙伴。
那时，后街的城隍庙唯一残存的古墙，被我们踢飞的足球擦下无数泥红色碎屑，在阳光下形成轻而薄的尘浪，兀自翻腾。对面二楼，曾瑜的外婆急急忙忙地收起晒在阳台上的胡豆瓣儿，以防被足球再次打翻；一楼的阳台上，丁玲玲的父亲无奈地看着被我们踢碎的自家玻璃窗，因为自己那不争气的女儿也在踢球的这群娃儿中，他只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而我可爱的爸爸，从街角的商店买来材料，带着工具箱，还在赶来修复玻璃窗的路上。
入夜后，这片位于房管局和广播局住宅区之间的空地，终于迎来了它最安静的时段。十多个娃儿席地而坐，无法接受夜晚的降临。于是，我们开始玩游戏：我演老师，其余的人演学生。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游戏的本质就是：我们玩儿了一天花姐是谁，已经很累了。但是，我们不想回家，还想继续玩儿。然而，我们又真的玩儿不动了。所以，李晗哥哥，你讲故事，我们听听就好了。
天赋异禀的我，就讲那些在尧尧哥哥家顶楼上看过的电影。碟片几乎都是从大表叔程朝贵的影碟租售店里借来的。那些周星驰、周润发、张家辉和郑伊健演过的电影，被我用最简单的语言转化成故事，连笑点都要挑出来，慢慢解释清楚，以保证其中才读幼儿园大班的两个小伙伴能弄懂。
过了几年，我进入高三。当年读幼儿园大班的小伙伴也开始读小学了。我妈已经不准我出去和他们一起玩儿了。毕竟，我的漫漫征途，已经到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的关键阶段。群龙无首的小伙伴们每晚在我家的阳台外徘徊。卓诚和李茂轲这两个家伙，常常伸手吊在阳台的铁栏杆上，对着里面鬼哭狼嚎：
“阿姨啊阿姨，求求你了，就让李晗哥哥出来陪我们玩儿一会儿吧。”
妈妈的绝望可想而知：“李晗，你看看你，都高三的人了，还尽是些小学生来找你耍。”
“我的天是蓝色，我的心是灰色”，坐在里屋的我，闻声掩面，心如刀割。原来，一个话痨有很多话想说但又没机会说，是要憋出内伤的。
2
李茂轲住我家对面。我家的一楼阳台正对他家的二楼阳台。他从幼儿园升到小学后，被爷爷奶奶接回家就要关在阳台上写作业。每天傍晚，他的赏心乐事就是对着我家的阳台喊：“李晗哥哥。”我就回答：“茂轲哥哥。”一来一回数十次，这游戏他始终热爱，以至于我回想起家里的阳台，最先浮现的就是他笑得灿烂的脸。
隔了好多年，本科毕业已经开始工作的我，去县某某局所在的衙门口旧书店淘二手书。一个身高接近180公分的帅小伙俯视着我（这个词用得挺精准的吧），突然喊道：“李晗哥哥。”
看我一脸困惑，他自报家门：“我是李茂轲啊。”
嚯，我心说这些年你都吃了什么，长这么高马勺脸谱，还这么帅，能告诉我吗？当然，表面上，我还是稳起了的：“哦哦，茂轲哥哥啊。你……你读几年级啦？”
他答：“我读高二了。”
“李晗哥哥”这个称呼，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高考填志愿，我妈语重心长地说：“你话那么多，当不了演员，就当老师吧。”（BGM：“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所以，大学毕业后的我，是一个被三个班150多个学生唤做“密斯特李”（Mr. Li）的家伙。有些调皮蛋还会简称我“腾儿李”，以示亲切。
那一年，22岁的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和一大群十二三岁的娃儿相处。如果他们上课讲话，我就努力把课讲得好玩儿一点点伊米隆国王，促使讲话的人停下来，被我讲的内容吸引。如果这样都不行，我就下去找继续放肆的人私聊。
那时候，谢倩是我在8班的课代表，考试总拿高分。有一次晚自习萧瑟朗，我坐在上边看书，偶尔抬头看看教室纪律如何，结果看到她笑嘻嘻转身和后排的同学讲话。我看了她一眼，摇了摇头，继续埋头看书，下课就收到她的纸条：“Mr. Li，我错了。以后晚自习再也不讲话了。”她说到做到，后边的英语课晚自习还真没再出过状况。所以，遇到自觉的学生全开女孩，维持纪律自然不是问题。但是，事情并非总“不是问题”哈曼丹。
比如，侯林敏就是一个问题。
安静的时候，他坐在后排，喜欢在外语课上做数学作业——当然，这可以理解为热爱数学。
有一天外语课，撞到他做数学作业，我好奇地问：“上节数学课你在干嘛？”
“当然是做外语卷子啊。”
这让我很崩溃。
不安静的时候（这种时候居多），他就要找身边几乎所有小伙伴聊天。
我只好走上前去：“不要聊天嘛。再聊天就要接受惩罚了。”
他满脸“我唧几都控制不住唧几”的神情重生夜话，说了声“对不起”，立刻扬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幸好不是打了我一个耳光，不然后续真的很难操作啊）。耳光声音太大，以至于全班同学齐刷刷地扭过头，看发生了什么。
我一摊手，慌忙解释：“我没打他，真的。吴幼坚”
这时候，坐在前排的万宇她们几个连忙安慰我：“没事的，Mr. Li。你打了他也没关系。”
侯林敏也安慰我：“对对对。Mr. Li，你打了我也没关系。”
这让我又感到很崩溃。
3
读研之后，因为年纪大了，不好意思再频繁地问我爸妈要钱了，我开始赚钱养自己和交学费。
那时候，一有时间，我就骑一辆花50块钱从望江校区买来的二手自行车，穿梭于城南各个小区。等到创立“思晗国际”，合伙人李思惊讶地发现，我对科华路和桐梓林很多住宅区的分布和状况几乎门儿清。
Isabelle是我教的唯一一个法国人，住在清华坊。
我第一次上门讲课时二重螺旋，她说：“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们老板，需要一个女老师给我讲课。男老师没什么耐心。不过，你来都来了，这节课就你先讲吧。下次再换。”
于是，我们家长里短聊了2个小时。
下课的时候送我出门，她说了一句：“Victor，不用换老师了。你教得挺好。”
后来，我又教了更多的学生。Ali是黎巴嫩人。每次下课，都是饭点儿，他们一家人总喜欢留我一起吃饭；Casaco是安哥拉人。初次见面，他带着我把公司位于香格里拉的整层办公区参观了一遍，然后向我解释如果出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通过安全通道逃生；Ines是突尼斯人尹玉林。有一次，在斯法克斯机场，她用自己蹩脚的中文帮助两个中国人拨电话找到了接机的朋友，回成都后，一直感谢我教会了她那么多；Smith一家四口是常驻武汉的美国人，暑假来成都玩，顺带学中文。他们常常谈起自己的大学教授——两位教授都已经很大年纪了，喜欢坐在图书馆，手拉着手看书……
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们用最简单的中文沟通。那段时间，我说普通话总是一字一顿，语速慢得吓人。一下课，我们就开启全英语狂聊模式。我习惯了听各种口音的英语，极强的模仿能力则让各个国籍的朋友和我聊完都怀疑我是他们的家乡人儿。
时薪25元的对外汉语职业生涯，支撑我的绝对是热爱——竟然有一家公司，愿意付钱让别人陪我聊天？对一个话痨来说，这真是完美无瑕、温柔芬芳的工作啊。
4
毕业了法师驾到，工作找了一圈——媒体、翻译、销售……甚至在投身世界500强的巨大诱惑面前，我选来选去，仍然没能离开教育。
初入留学行业，我的主要任务是留学申请顾问和2门相关课程的讲授：创意文书写作课和签证课。从100来人的大班到10多个人的小班，尽管能满足自己站上讲台的喜悦，但是除了自我感觉良好之外，我焦虑地发现给予学生的帮助有限，尤其在写作方面。它是很个人化的一件事。谈到英文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如果没办法一篇篇地帮学生改作文，那么进步如何谈起呢？
于是，因为一个机会，也因为彼时小班教学开始流行，我成了一个疯狂给学生改作文的写作老师。每次讲课，受众锐减为1-4人。密集备课和授课的暑假期间，我一边搜集市面上关于英文写作的书，一边结合自己平时读到的文字，逐字逐句地手打讲义。
晚自习的时候，写字楼的空调停了，教室变得异常燥热。但比起我位于川大中心村顶楼的出租屋，办公室的温度仍然惬意多倍。一个瘦得不到90斤的少年——哦，不，是青年——在明亮的灯光下河童哪里多，时而若有所思，时而疯狂打字。现代文明令这场景所蕴含的诗意极度弱化：西窗剪烛也好，颊上添毫也罢，皆不可得。我遗憾地发现，无论如何，自己已无法成为那个在皎洁月夜，午夜梦回，信手用蓝色墨水笔，于那映得出月光的镜面上写诗的少年啦。
尽管反反复复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教育界无法自拔，你真正的志向是成为一个作家啊亲，可如今回首，竟已是事与愿违十数载了。在我滔滔不绝的青春，在我碎碎细念的中年，乃至可以预见的我的老生常谈的晚年，也许结缘容易，离开太难。
初夏的风，仍是白日温热百合熊岚，入夜微凉，往事总温柔重现：十来个孩子随意地坐在，吵吵嚷嚷不愿意回家，在水泥地上晒着月亮，听我喋喋不休；时隔多年的人间四月天，拿到硕士录取通知书的我，站在讲台上守晚自习。孩子们陆陆续续递上来无数小纸条：“Mr. Li，你可不可以继续教我们，不要去读研啊？”；毕业求职季，我要离开兼职的机构了。Smith一家请我在民大附近吃东北菜。坐在餐厅位于二楼的人间烟火之中，我四顾逡巡，心下茫然，全然不知未来在何处；乃至如今，无数的有晚课的夜，我手持锤科的坚果Pro2，拍一张又一张的科华北路夜归人……
黑色的《罗生门》封底，芥川龙之介说：“人生像一本缺了很多页的书，实在难以称之为书，但总算勉成一部。”是以，写到中途，他心灰意冷，没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如今，九十年后，与当年的他同岁的我，知晓了话痨的终极自救乃是成为一个老师。于是，在一次次站上讲台的诉说中，在一次次周年庆演讲的聒噪里，我仍用喑哑之声对这世界喊着：
“热血未冷，火力全开黑牌车。”
● 本文插图均出自电影《逃学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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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晗国际四周年庆时，李晗老师在成都首座万丽酒店演播厅给大家做的演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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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年幼的我掌握了语言能力，我彼时年轻貌美的妈妈就陷入了深层焦虑。这位白天在服装行业兢兢业业，承担着财务以及销售工作的复合型人才，每次下班到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儿子，你能不能安静会儿？”
妈妈的语气略显烦躁，但也不乏温柔。记忆里的背景音乐是“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艾婉冲，安静的旧旧的”。无法在家里获得表达快感的我，只得将魔爪伸向了附近单元楼的小伙伴。
那时，后街的城隍庙唯一残存的古墙，被我们踢飞的足球擦下无数泥红色碎屑，在阳光下形成轻而薄的尘浪，兀自翻腾。对面二楼，曾瑜的外婆急急忙忙地收起晒在阳台上的胡豆瓣儿，以防被足球再次打翻；一楼的阳台上，丁玲玲的父亲无奈地看着被我们踢碎的自家玻璃窗，因为自己那不争气的女儿也在踢球的这群娃儿中，他只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而我可爱的爸爸，从街角的商店买来材料，带着工具箱，还在赶来修复玻璃窗的路上。
入夜后，这片位于房管局和广播局住宅区之间的空地，终于迎来了它最安静的时段。十多个娃儿席地而坐，无法接受夜晚的降临。于是，我们开始玩游戏：我演老师，其余的人演学生。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游戏的本质就是：我们玩儿了一天花姐是谁，已经很累了。但是，我们不想回家，还想继续玩儿。然而，我们又真的玩儿不动了。所以，李晗哥哥，你讲故事，我们听听就好了。
天赋异禀的我，就讲那些在尧尧哥哥家顶楼上看过的电影。碟片几乎都是从大表叔程朝贵的影碟租售店里借来的。那些周星驰、周润发、张家辉和郑伊健演过的电影，被我用最简单的语言转化成故事，连笑点都要挑出来，慢慢解释清楚，以保证其中才读幼儿园大班的两个小伙伴能弄懂。
过了几年，我进入高三。当年读幼儿园大班的小伙伴也开始读小学了。我妈已经不准我出去和他们一起玩儿了。毕竟，我的漫漫征途，已经到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的关键阶段。群龙无首的小伙伴们每晚在我家的阳台外徘徊。卓诚和李茂轲这两个家伙，常常伸手吊在阳台的铁栏杆上，对着里面鬼哭狼嚎：
“阿姨啊阿姨，求求你了，就让李晗哥哥出来陪我们玩儿一会儿吧。”
妈妈的绝望可想而知：“李晗，你看看你，都高三的人了，还尽是些小学生来找你耍。”
“我的天是蓝色，我的心是灰色”，坐在里屋的我，闻声掩面，心如刀割。原来，一个话痨有很多话想说但又没机会说，是要憋出内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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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轲住我家对面。我家的一楼阳台正对他家的二楼阳台。他从幼儿园升到小学后，被爷爷奶奶接回家就要关在阳台上写作业。每天傍晚，他的赏心乐事就是对着我家的阳台喊：“李晗哥哥。”我就回答：“茂轲哥哥。”一来一回数十次，这游戏他始终热爱，以至于我回想起家里的阳台，最先浮现的就是他笑得灿烂的脸。
隔了好多年，本科毕业已经开始工作的我，去县某某局所在的衙门口旧书店淘二手书。一个身高接近180公分的帅小伙俯视着我（这个词用得挺精准的吧），突然喊道：“李晗哥哥。”
看我一脸困惑，他自报家门：“我是李茂轲啊。”
嚯，我心说这些年你都吃了什么，长这么高马勺脸谱，还这么帅，能告诉我吗？当然，表面上，我还是稳起了的：“哦哦，茂轲哥哥啊。你……你读几年级啦？”
他答：“我读高二了。”
“李晗哥哥”这个称呼，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有些陌生。高考填志愿，我妈语重心长地说：“你话那么多，当不了演员，就当老师吧。”（BGM：“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所以，大学毕业后的我，是一个被三个班150多个学生唤做“密斯特李”（Mr. Li）的家伙。有些调皮蛋还会简称我“腾儿李”，以示亲切。
那一年，22岁的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和一大群十二三岁的娃儿相处。如果他们上课讲话，我就努力把课讲得好玩儿一点点伊米隆国王，促使讲话的人停下来，被我讲的内容吸引。如果这样都不行，我就下去找继续放肆的人私聊。
那时候，谢倩是我在8班的课代表，考试总拿高分。有一次晚自习萧瑟朗，我坐在上边看书，偶尔抬头看看教室纪律如何，结果看到她笑嘻嘻转身和后排的同学讲话。我看了她一眼，摇了摇头，继续埋头看书，下课就收到她的纸条：“Mr. Li，我错了。以后晚自习再也不讲话了。”她说到做到，后边的英语课晚自习还真没再出过状况。所以，遇到自觉的学生全开女孩，维持纪律自然不是问题。但是，事情并非总“不是问题”哈曼丹。
比如，侯林敏就是一个问题。
安静的时候，他坐在后排，喜欢在外语课上做数学作业——当然，这可以理解为热爱数学。
有一天外语课，撞到他做数学作业，我好奇地问：“上节数学课你在干嘛？”
“当然是做外语卷子啊。”
这让我很崩溃。
不安静的时候（这种时候居多），他就要找身边几乎所有小伙伴聊天。
我只好走上前去：“不要聊天嘛。再聊天就要接受惩罚了。”
他满脸“我唧几都控制不住唧几”的神情重生夜话，说了声“对不起”，立刻扬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幸好不是打了我一个耳光，不然后续真的很难操作啊）。耳光声音太大，以至于全班同学齐刷刷地扭过头，看发生了什么。
我一摊手，慌忙解释：“我没打他，真的。吴幼坚”
这时候，坐在前排的万宇她们几个连忙安慰我：“没事的，Mr. Li。你打了他也没关系。”
侯林敏也安慰我：“对对对。Mr. Li，你打了我也没关系。”
这让我又感到很崩溃。
3
读研之后，因为年纪大了，不好意思再频繁地问我爸妈要钱了，我开始赚钱养自己和交学费。
那时候，一有时间，我就骑一辆花50块钱从望江校区买来的二手自行车，穿梭于城南各个小区。等到创立“思晗国际”，合伙人李思惊讶地发现，我对科华路和桐梓林很多住宅区的分布和状况几乎门儿清。
Isabelle是我教的唯一一个法国人，住在清华坊。
我第一次上门讲课时二重螺旋，她说：“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们老板，需要一个女老师给我讲课。男老师没什么耐心。不过，你来都来了，这节课就你先讲吧。下次再换。”
于是，我们家长里短聊了2个小时。
下课的时候送我出门，她说了一句：“Victor，不用换老师了。你教得挺好。”
后来，我又教了更多的学生。Ali是黎巴嫩人。每次下课，都是饭点儿，他们一家人总喜欢留我一起吃饭；Casaco是安哥拉人。初次见面，他带着我把公司位于香格里拉的整层办公区参观了一遍，然后向我解释如果出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通过安全通道逃生；Ines是突尼斯人尹玉林。有一次，在斯法克斯机场，她用自己蹩脚的中文帮助两个中国人拨电话找到了接机的朋友，回成都后，一直感谢我教会了她那么多；Smith一家四口是常驻武汉的美国人，暑假来成都玩，顺带学中文。他们常常谈起自己的大学教授——两位教授都已经很大年纪了，喜欢坐在图书馆，手拉着手看书……
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们用最简单的中文沟通。那段时间，我说普通话总是一字一顿，语速慢得吓人。一下课，我们就开启全英语狂聊模式。我习惯了听各种口音的英语，极强的模仿能力则让各个国籍的朋友和我聊完都怀疑我是他们的家乡人儿。
时薪25元的对外汉语职业生涯，支撑我的绝对是热爱——竟然有一家公司，愿意付钱让别人陪我聊天？对一个话痨来说，这真是完美无瑕、温柔芬芳的工作啊。
4
毕业了法师驾到，工作找了一圈——媒体、翻译、销售……甚至在投身世界500强的巨大诱惑面前，我选来选去，仍然没能离开教育。
初入留学行业，我的主要任务是留学申请顾问和2门相关课程的讲授：创意文书写作课和签证课。从100来人的大班到10多个人的小班，尽管能满足自己站上讲台的喜悦，但是除了自我感觉良好之外，我焦虑地发现给予学生的帮助有限，尤其在写作方面。它是很个人化的一件事。谈到英文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如果没办法一篇篇地帮学生改作文，那么进步如何谈起呢？
于是，因为一个机会，也因为彼时小班教学开始流行，我成了一个疯狂给学生改作文的写作老师。每次讲课，受众锐减为1-4人。密集备课和授课的暑假期间，我一边搜集市面上关于英文写作的书，一边结合自己平时读到的文字，逐字逐句地手打讲义。
晚自习的时候，写字楼的空调停了，教室变得异常燥热。但比起我位于川大中心村顶楼的出租屋，办公室的温度仍然惬意多倍。一个瘦得不到90斤的少年——哦，不，是青年——在明亮的灯光下河童哪里多，时而若有所思，时而疯狂打字。现代文明令这场景所蕴含的诗意极度弱化：西窗剪烛也好，颊上添毫也罢，皆不可得。我遗憾地发现，无论如何，自己已无法成为那个在皎洁月夜，午夜梦回，信手用蓝色墨水笔，于那映得出月光的镜面上写诗的少年啦。
尽管反反复复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教育界无法自拔，你真正的志向是成为一个作家啊亲，可如今回首，竟已是事与愿违十数载了。在我滔滔不绝的青春，在我碎碎细念的中年，乃至可以预见的我的老生常谈的晚年，也许结缘容易，离开太难。
初夏的风，仍是白日温热百合熊岚，入夜微凉，往事总温柔重现：十来个孩子随意地坐在，吵吵嚷嚷不愿意回家，在水泥地上晒着月亮，听我喋喋不休；时隔多年的人间四月天，拿到硕士录取通知书的我，站在讲台上守晚自习。孩子们陆陆续续递上来无数小纸条：“Mr. Li，你可不可以继续教我们，不要去读研啊？”；毕业求职季，我要离开兼职的机构了。Smith一家请我在民大附近吃东北菜。坐在餐厅位于二楼的人间烟火之中，我四顾逡巡，心下茫然，全然不知未来在何处；乃至如今，无数的有晚课的夜，我手持锤科的坚果Pro2，拍一张又一张的科华北路夜归人……
黑色的《罗生门》封底，芥川龙之介说：“人生像一本缺了很多页的书，实在难以称之为书，但总算勉成一部。”是以，写到中途，他心灰意冷，没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如今，九十年后，与当年的他同岁的我，知晓了话痨的终极自救乃是成为一个老师。于是，在一次次站上讲台的诉说中，在一次次周年庆演讲的聒噪里，我仍用喑哑之声对这世界喊着：
“热血未冷，火力全开黑牌车。”
● 本文插图均出自电影《逃学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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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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