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镖天之娇女一个老报务员的回忆（五）-通信兵的故事

一个老报务员的回忆（五）-通信兵的故事
故事讲述了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前后的经历

作 者

（二十一）探亲
随着苏军撤离和军事演习的结束，旅大的军务由我军完全接管，各项工作日趋正规。离家九年的我也考虑该回家看看了，前几年在北京呆了两年，离家也很近，当时处于抗美援朝时期，没有产生探亲的念头。今年，了结了一件缠身多年的私事，也有了一点积蓄，二老又念子心切，打算春节期间请假探亲。处领导通情达理地说：“是该回家看看了，那件事处理得很好，原来还以为你想不通。这次回家有合适的找一个吧，条件不要太高了，能看个报写个信就行了。”我说：“好吧，回去再说。”心想条件太低了，起码得有个工作吧。获准后，用十元钱买了一个帆布旅行袋，八元钱买了一双黑色皮手套，在当时都是时髦的。把不用的旧大头棉鞋、旧军被套带回去。考虑到家乡冷，原打算穿的棉大衣经洗衣店一洗成了棉花团团，只好不穿。
一路上归心似箭，想的是火车开的再快点，早一些看到父老乡亲。火车一出北京，怎么也控制不住兴奋、复杂的心情，八年前的一件往事再次涌上心头，就是前面提到的，1947年2月通过平绥铁路时，在南口附近遭敌人袭击时的情景，我试图弥补前两次没有认出原地段的缺憾，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左顾右盼寻找那昔日的影子。当地山河巨变，面目全非，没有一点当年的痕迹，代之以公路、高楼、工厂、电网和茂密的林木。奔驰的火车又不肯放慢速度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只能看到东西两侧远方的轮廓，让我再一次未能如愿。令我欣慰的是，我等追求的目标不就是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吗！当年转战平绥铁路、长城内外的战场：八达岭、怀来、土木、新保安及永定河畔，那里的条件差一些，但百姓们以战天斗地的精神，迅速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很多地方都认不出来了。
1956年1月的一天，晚上九点多钟火车停在张家口西约五十里的一个小站郭磊庄。车站还是老样子，没有电灯，上下车没有几个人。皓月当空，凭我的记忆尚可辨清方向和道路，我正打算只身一人连夜奔回路北二、三十多里的故乡洗马林。和我同时下车的老乡中有一个人有意走近我看了一阵，一下子把我认出来：“你是元霖子吧？(乳名) ”，还不等我弄清他是谁，他就热情地硬接过我手中的旅行包：“快走吧！你可回来了，这几年可把你娘想坏啦！”一路上边走边叨侃（聊天），我想这位热情的老乡是谁，挺面熟，说话声音也挺耳熟，怎么也想不起来，经他提醒我猛然忆起原来他是我小时候常叫“三叔”很要好的邻居。那条路还是我走过多少次的路，哪儿是沟，哪儿是坎，哪儿有乱石，哪儿有细沙，是那样熟悉和亲切，真的闻到了我儿时年年月月吸得那种乡土味儿。进入村口，房子、院墙是那么低，伸手一摸可触墙顶，这是告诉我已由离开家乡前的毛小子长成大人了。


（二十二）父老乡亲
当晚十一点左右，“三叔”把我送到我家门口，大声喊：“元霖子回来啦，快开门！”早已入睡的爹娘喜出望外，急忙起身把我迎入屋内。在昏暗的麻油灯下，我第一眼看的是我九年未见的老娘，老人家第一句话就是“俺孩儿总算回来啦，”一语表达了思儿心切的心情，当看清我佩戴着肩章、武装带时，接着说：“俺孩儿也有外（意：那个）啦！”在她老人家心中肯定认为她大儿子也是个军官了。我赶快把注意力转向小外甥，我离开家时他刚牙牙学语，今年还不到十二岁，已在张家口市读初中了。他正光着屁股和老爷钻在一个被窝里，高兴地叫了一声:“大舅”，我顺势在他脸上重重亲了一口。这孩子真可怜，自幼丧母，一直跟姥姥、老爷生活。他特聪明好学，十一岁上初中，十六岁上大学。退休前是张北县中学的特级教师。
老娘出生在一个本分殷实的小户人家，是典型的“三从四德”旧社会东方妇女，对丈夫的忠和对子女的爱都体现在行动上。她话语不多，任劳任怨，和妯娌、邻居和睦相处，从不惹是生非，有事也憋在自己肚里，息事宁人是她的处事准则。她没受过学校教育，似乎一切品德都在生活中自然形成。她甚至只有姓，没有名，还是在日伪时期办“良民证”时，人家随便写了个名“杨张氏”，听说解放后办户口又是别人随便给起了个“张桂兰”。这个名字不要说我不知道，恐怕连老娘自己也未必清楚。这次探亲回家，老娘刚好六十岁，明显老了一大截，两鬓的白发，脸上的皱纹、眼角上增多加深的鱼尾纹，告诉我老人家这几年的艰辛，我十分清楚，她老人家的痛苦和忧伤在一定程度上和我有关。“儿行千里母担忧”，战争年代我三年里杳无音信须乡伸之，哪个母亲不为子女担心。
我回到家后亲戚邻里无不说起老娘对我的思念濒临发疯的程度。我回来了，老娘仍是那样话语不多，只是乐在心中，喜在脸上，常常合不拢嘴，似有些强打精神，迈着站不稳走不快的小脚忙前忙后。以这种心态和行动表示对儿子的爱心。老娘体质较差，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特别在我下落不明，二姐病逝后，身体每况愈下，满口牙齿所剩无几，两耳近乎失聪。老母亲几乎一辈子没出过村，我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为躲避日寇掠杀和当地土匪猖獗，曾先后两次随家人一起逃到三、四十里外的扁山、西洋河和现在的怀安县城柴沟堡，是她引以为荣的所谓远行。她一生没有坐过火车、汽车。我有心搀扶她去张家口开开眼，她说一见汽车、火车就头晕恶心，我说等咱村通了电给娘买个收音机，她推说“耳朵聋，听不见，不要乱花钱”而没有兑现，至今后悔没能尽到孝心。一个锈迹斑斑、皮掉了近一半，全家合用的搪瓷洗脸盆，是我记忆以来一直就有的，据说是母亲的嫁妆，四十多年了还在使用。直到1959年探亲时，我才陪老娘由她选购了一个称心如意，沉甸甸的大号白色红花洗脸盆。如今，又传到了我二弟手中，仍作为全家共用的洗脸盆。
父亲小母亲四岁，正近乎旧社会那种“女大三报金砖”的传统观念。他老人家宽宏，坦诚直爽，肯于挑重担，敢于负责任，在整个家族众弟兄及侄、孙辈中有较高威望，人们有什么大小事都想听听他的指教，或者向他寻求援助和依靠伊野尾理枝。念过私塾，上过几天学校，谈古论今也有两下，生就身强力壮，赶马车看面磨（牲畜拉石磨磨面）是高手，农田里锹镐锄耙样样在行，干起来常和青年小伙子比高下。父亲于1949、1951年曾两次去部队看过我。这次我回到家，他还是那么高兴，家长里短十分健谈，对我的一切一切都想明了，总想为我做点什么。对我带回的那双旧军用大头棉鞋爱不释手。已到正月开春了，他还不适时令地穿着上街，在街坊邻居面前炫耀。我的父亲能容人，也会自寻快乐，但老人家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对待，虽然当地政府于1986年予以平反昭雪，但老父亲郁闷而死，没能享受到“摘了‘帽子’心心宽宽活几年”的舒畅。
1951年曾见过一面的弟弟，已是十八岁、身高一米八的大小伙子了，正在张家口上师专，是杨家第一个大学生。探亲期间弟兄俩同睡一个炕上，共叙九年来各自的情况，当然，父母、二姐及亲友们也是谈论的主要话题。他从小聪明伶俐，好学上进贵德梨花节，成绩优异，退休前，他作为高级教师，长期从事万全等地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学及领导工作几十年，呕心沥血培养了许多有用之才。在过去特殊年代里，他长期受到压抑，八十年代入了党，教学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在过去几十年里，我远离家乡，长期在外，他一人承担了父母的养老送终，无论从哪一方面他都付出了比我大的多的艰辛和牺牲。八十年代由他负责处理父母遗产时，尽管我一再表示应偏重于他，甚至可以完全放弃，他还是坚持均分，一个子儿也没有多拿。我们哥儿俩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始终和睦相处，尽可能地相互关照，为我们的后代做出了好的样子。
这次探亲回家，唯一让我悲伤不已的是不能再见到大我两岁的二姐了。我本来有两个姐，大姐少年时因“痨病”（肺结核）夭亡，二姐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她是被家人乃至外人公认为有男人气质、性格的丫头，她几乎秉承了父母所有的优点，有主见，敢作为，能忍让，肯吃苦，家里家外一把好手，我父亲一直夸她是左臂右膊。她是整个家族我这一代中第一个上过两年小学、自小有正式名字的女孩，也是第一个没受过缠足之苦一直保持天足的女孩儿。为此，我父母顶着社会和宗族势力的压力，特许她“不像人样”地“撒野”。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父亲在邻居家喝喜酒，在众人划拳叫酒中不服输的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借着酒劲再次吐露他不知吐过多少次的真言，排着胸脯大夸特夸二丫头如何如何能干，伯、叔及众人连训带劝也不奏效，我去拉他回家反被训斥“走开！”。二姐知道了，看着实在有失大雅，老在别人家笑话，便连说带哄，父亲像小孩似地乖乖跟她回到家中。二姐，十六岁出嫁，十七岁生子，她相夫教子没几年，二十三岁病故（据说是伤寒症）。她的英年早逝，对父母的打击最大，给父母造成多大悲痛可想而知。1950年我在湖南得到这一噩耗时，我为失去亲姐姐多次暗暗流泪。我回家的第二天，由弟弟、外甥相伴，准备了香纸供品，照乡间习俗，去坟墓祭奠了二姐，表达了我对二姐的悼念！
回到久别的家乡，又逢春节，我急不可耐沿门逐户地看望思念我，我更思念的姨母、舅父、伯父母、叔父母、姑母、堂伯父、堂二伯母、堂三叔、堂四叔母及本家诸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十几岁以前曾吃过他们的饭，喝过他们的水，得到过他们的照顾，惹过他们生气，有着千丝万缕斩不断的血肉关系。在以后几次探亲时，我一直保持着这种沿门探望问候的习惯。姨母二十几岁丧夫，为了抚养幼年丧父的女儿，受旧俗的束缚一直守寡，曾有多次提亲仍然誓不改嫁。我的大舅曾经开过点心铺，为我做了他拿手的糖油酥饼。我小的时候最怕的是伯父，总是躲的他远远的，有一段时间他带我和耀森整日务农，期望我们和他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干这种最保险、最实在的农活儿。我记得1945年我到张家口上学时，他说：（知识）够用就行啦，受苦（劳动）吧。在七个父辈中他是最厚道、最坦率的一个。尽管很早以前比较富裕，家人亲友劝他该歇息了，他就是不听坚持劳动，镰刀、锄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的手，农田活儿样样都是行家。他平时省吃俭用，一盒缺灯子（火柴）也不舍得买，这次探亲伯父母约我吃正宗的家乡饭时，我提到一年光订报得花二十块钱，他惊讶地说：俺们一年也花不了那么多薄暮晨光。我听的有些心酸，在我的家乡这样的情况还很多。叔父母对我很好，从来没有另眼看待。上小学时，叔母为我吃饭睡觉操劳两年，叔父经常夸我毛笔字写得好，爱和我聊一聊。
在家乡街道上，我经常遇到童年挚友，同窗学友或似记似不记得的老少爷们，每当相见我都要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寒暄一阵。在当时，这种见面握手特别是几乎见人就握手的礼节在农村很不多见，我绝非装腔作势。握着他们粗糙长茧的双手，见到这些熟悉的面孔，就想起当年和他们“打老钱”、“打围王”、“打马马架”、“打蹭溜溜”（滑冰）、“粘冰鞋”、“耍水”、捉麻雀套鸽子、割草放牲口……数不清说不尽的童年乐趣和油灯下促膝攻读的小学生生活的美好回忆，怎能抑制自己的激情？和李冰的相见尤其令我高兴。他大我几岁，出身很苦，从小失去爹娘，曾在我家当过小长工，闲暇时一天混在一起打闹。他比我早一年参加八路军，受伤复员后在镇上当卫生员，见了我非常热情，我两紧紧抱在一起，共叙童年生活，特别是参军后在各自的部队战斗成长的历程，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历，常常结伴而行相互串门，原有的少年情谊更进一层，变成了新型的战斗友情。过去曾被人看不起的穷小子，如今已活脱脱地变成另一个人，真是十年不见令人刮目相看。
在探亲期间，到当地政府索取了关于我家庭成分的证明。1950年“土改”中定为中农，但从未有过政府的正式证明。这回办妥，带回去交给了组织。
在返回部队路经张家口时，看望了几个十年未见的堂姐妹，召集在那里上学的弟妹、外甥（女）们去饭店吃了一顿以莜面为主食的家乡饭菜，并合影留念，随即登上火车，直奔旅顺。

（二十三）对象
我首次返乡探亲的最直观收获是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初步确定了婚姻对象。
我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四年前在北京什坊院一起工作，她是我的下属，1950年入伍，排级干部，后转业到中央某新闻单位工作。1953年我在开城时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后经组织调查未获同意。这件事给双方尤其是女方造成了很大伤害，我比较理智、妥善地处理了此事。我通过书信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告诉过父母。
这次回家父母及亲戚朋友比我还着急，催促我抓紧时间在家乡找个对象，临回家前我们处长也再三提示我“回家有合适的就找一个”。不过我心中有一杆秤，谨慎从事，以免给任何一方造成新的不快。谁知此事一经酝酿，上门提亲的还真不少，有充分的筛选余地。对门邻居王治友也热心参与，问我有什么条件，我亮出胸存的“秤”：中农以下、初中以上、团员、有工作、身体好、品质好、家庭主要成员无大问题。他一听乐的哈哈大笑，原来他成竹在胸，当即把他的小姨子介绍出来；中农，初师毕业，现在本县当小学教师鬼灯满月，二十岁，团员，人才不错，忠厚老实，沉稳正派，家庭成员没有任何问题。他这一说，全家人很是满意，对她的家庭了如指掌，父母对她也很熟悉满意，平时不爱说话的母亲首先表态：“那闺女好，可老实了，长得也“算正”（好看），还是本家啦（有此说法，如属实已出五代），她娘也好林天宝。”父亲更是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很多亲友也觉得这家好，我答应可以考虑。热情的王治友为促成这门亲事左右奔波，对方答应考虑。一天后女方又说：“不找对象，不用家里管。”不死心的王治友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反复动员说服，她的母亲、嫂子都觉得这门亲事好，就连平时不爱说话，尤其在继女婚姻问题上不便表态的继父，也一反常态地说：“丫头，这家可好了，人家又是军官，条件多好该找了。”她在众人的一片劝说声中默默同意，约定第二天见面。早晨，我正在街头散步，远见一女子从东门走来，我估计就是她，一直进入王治友家。王治有把我叫过去见了面，两人一见钟情都很满意，接下来两家互请吃喝，你来我往，感情日益加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约定当年暑假在大连结婚大姚一中。
（二十四）大连
1956年3月，第三兵团决定迁往大连。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没有选择中山广场等繁华闹市区的醒目建筑，而是选定一处背山的老式红色三层楼，经过一番修缮粉刷，焕然一新。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腾出大量房舍交给部队使用。这里地处市中心，办公、住宿集中，交通、购物都很方便。凡是结婚成家的都给了房子，我们几个单身汉参谋开始没有固定住所，前后搬家不下四、五次，但总是住在一起。
大家关系密切、相互关照、有说有笑、和睦相处。和现在的未婚青年一样，我们几个下班后常常结伴而行，经常光顾“中苏”、“友好”电影院，军人俱乐部、劳动公园，秋林公司、大连市场和天津街商店也经常涉足。一些商店的售货员不仅面熟而且友好，大概估计到我们都不是拖家带口之辈，也明白这些军官收入多一些，他（她）们常常主动招呼我们买这买那，而且常常把货架上摆了好久价格比较昂贵的好东西向我们推荐。在他（她）鼓惑下我不得不掏腰包。在几十天内，我花六元买了英国老头牌刮胡刀，十八元买了苏绣丝绸缎面枕套，五十三元买了湘绣丝绸缎子被面等高档商品，拿回去别人一看都说好，等他们去买已经没有货了。这些东西后来都还派上了用场。当时买这些绝不是盲目消费，经济上有了一定实力，特别是因1956年5月我由中尉副连级提前晋升为上尉正连级，月薪金由78元增至99元，那时收入增加一二十元就很了不起了，感觉明显松宽了一大截。
暑假将临，我的婚期定在七月举行。夫妻双方不在一起，只能临时借了一间房子。给未婚妻寄去三十元钱供她作路费。七月下旬她独自一人从老家来到大连保镖天之娇女，对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来说很不简单，不过那时的社会秩序好，出门也放心。我如期到车站接她，在车站餐厅订了四个不错的菜，不知是长途坐车劳累还是没有食欲，只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再劝也无济于事。她的假期不长，一切得抓紧准备。首先把带来的有关证明交司令部党组织征得批准同意，接着进行体检和结婚登记（那时的结婚证就是带双喜字的一张彩色纸，手续费也是象征性的收一点）。领她到天津街百货商场选购了几件必要的衣服，计有：上衣、内衣、丝裙、衬裙和皮鞋等，又到军人商店用一百三十多元选了一块瑞士手表，正当我付款时，她拿出不久前刚补发的六十元工资，其余由我添上。事后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我虽然挣得不多，也攒了几个，也不能都花你的。”
那时的婚礼简单，婚期一般是在节假日举行，便于亲朋好友参加，非常简便实惠，至今仍被过来人称赞怀念。我俩定在八月一日举行婚礼，这对我这个军人来说是双喜临门。那几个“光棍”参谋热情操办，防空、通信两处领导、同事，司令部王协理员二十多人登门祝贺，多年老战友老郭、老暴等还赠送了纪念礼物；我俩用中华牌香烟、西瓜、糖果招待客人，婚礼隆重、简单、热闹。我俩在军人俱乐部拍了结婚照，都很精神、自然。记录了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喜结良缘的幸福日子。
“蜜月”的“月”如果有“一个月”的含义（实为岁月，日子不定指为“一个月”）的话，我俩没有这个福气。她八月二十日就开学上班，我们抓紧时间，坐上四通八达四分钱一票到头的有轨电车，几乎转遍了整个大连市。其中有些地方我也未曾去过，每到一处都给我俩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街上空气新鲜、干净整齐、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很少随地吐痰，在街道两侧是用钢材、水泥、木材精心制作的栅栏，内有绿茵遮拦，形态各异、相互独立、标新立异，犹如公园一般的别墅式一二层日式民房。我俩尽情游览了大连的著名景点劳动公园、鲁迅公园、老虎滩公园、星海公园、码头等，特别是在星海公园自己划着小船，在波澜起伏的海水里任意飘荡，我俩甭说海上划船，就是江湖里也没有摆弄过船只魔幻星际，小船不听使唤我只好让它随意漂流，弄得我手足无措，越使劲划越在原地打转转，吓得新娘子惊笑不已，站在岸上的船主好像看笑话似的不为所动。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任其自然地才慢慢靠岸。我对船主说：“差点把人淹死你也不管。”他说：“不要紧看着你啦，你太紧张了。”当时把我俩吓了一大跳，但那种从未有过的刺激却令人难忘。她在大连期间电影没有少看，我们几乎看完了当时放映的每部新片。另外，还努力营造一种家庭氛围，不再去食堂买饭，自己起伙，她擅长的家乡风味油酥糖饼真好吃，还请老郭、老暴几位战友品赏，他们赞不绝口。我们的伙食尽可能改善，不到一个月就吃了七斤食油，创历史最高。
她的假期将至，必须回去上班，我送她上了北去的列车，俩人含泪告别。此时此刻俩人都有一个共同想法：什么时候能相居一起不再分离呢？

（二十五）老伴
1956年秋，机关调整住房时，根据自愿组合的原则，我搬入原由防化处处长何石玉一家单独住的楼上，内有烧天然气厨房、厕所等，有了一处比较固定的住所。不久得知干部部门正在重点解决上尉以上干部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和放寒假前来探亲的爱人找到干部部，主办干事刘助理员知道我们的情况，答应尽快解决爱人的调动问题。没有想到那么快，爱人假满刚走两三个小时，刘助理员就给我打来电话，决定把你爱人调来，在部队机关做打字工作，看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一听觉得可以，随即给在沈阳出差的战友打电话，托车站客运室转告杨凤英返回大连（那时沈大间需八小时），事后得知爱人听到广播后，误认为是喊别人，刚走不会有什么事，就没有理会。我和刘助理员联系时他说:那就算了，再想别的办法。不久他通知我把爱人安排在旅顺八一小学，我同意后即发了调函。
她是那个学校的骨干教师就是不肯放人，我说实在不放就辞职。爱人挺着个大肚子，几经周折，上下奔波终于同意调动。她办好寡母、幼弟的户口迁移手续，娘儿仨于1957年8月来到大连。我因近两个月一直在牡丹江、绥芬河、东宁一带参加中、苏、朝三国联合军事演习，由留守大连的安参谋代为安排，等我回来一切就绪。不久她就到了旅顺八一小学上班。
我们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次子八岁时不幸夭折。三个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七八十年代都考上了大学，这在当时当地被称为不大不小的新闻，有人问：“你们怎么教育的？”我说：“碰上的。”对方不信：“哼，我们咋碰不上黎美娴近照。”还有人称赞：“你们家是‘状元’户，比万元户值钱”等等。的确我们没有为孩子们的就业四处奔波求人，省了不少心。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做着应该做好的事情，三个有出息的孙女、外孙正在茁壮成长。我们这个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小我五岁的老伴，今年是她的七十大寿，明年是我们的金婚。在我的<回忆>结束前，我责无旁贷地要记录一下，伴我一生老伴的点点滴滴。她没有显赫的经历，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文化也不算高，国内外大事也知之不多，话不多理论不太高。就是这么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在从事小学教师工作中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三十六年。一身只变动了三个学校，走到哪里，哪里的领导、教师、家长、学生都说：杨老师好。从1955年工作起，获得部队、地（市）、县的优秀青年教师、模范教师、五好教师、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五好家庭称号无数次，1983年被评为陕西省“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她与人为善、以诚待人，不与人争利，忍让为先，对差一些的同事、同学、家长不歧视不嫌弃恶女御夫，以实际行动赢得他人的尊重，那些“惹不起”也佩服她的为人，在她面前从不挑起事端。新来的老师，都愿意和她接近，她总是耐心、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她的这些长处在邻里关系、社会交往中也得以充分的体现，不与邻居争吵，撮弄是非，对相互之间闹矛盾的总是婉言相劝，影响着周围的社会环境的改善。
更令我惊讶的是：1966年至1967年她带二儿子在宝鸡二康医院和西安陆军医院治病期间，护士、医生、主任甚至教授对她娘儿俩无微不至的关怀，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精心治疗、护理，简直是特殊关照。别人以为是亲戚，是哪个大干部的家属，甚至是不是送了礼？其实都不是。正在受批判的陆军医院小儿科的女支书，被勒令劳动有些想不通，就悄悄对她吐露真情，她像亲姐妹一样耐心相劝为对方宽心。年近六旬，儿科主任、著名留日学者，医德、医风、医技军内外驰名的李教授，更是把她视为女儿，把小孩当作孙子对待。为了给我儿子缓解烦躁心情，拿来自己珍贵的半导体收音机给他解闷，常常从自己家里拿些小菜、小吃、玩具让他开心，隔日买一支雪糕再冷冻后换取孩子的一片笑声。如此这般我有些纳闷，问她原因时她说：我也不知道。我的结论是：以心换心，诚信待人。
三个有出息的孩子虽然各有特点性格不同，他（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品德好、为人厚道、学习好、工作认真扎实、严于律己、宽待他人。这些都具有父母的烙印，母亲的举止表率榜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能影响孩子的一生。她对孩子从不恶语相加、讽刺挖苦、俗言秽语、亲此疏彼，教育孩子时不侮辱人格，不说过头话很会掌握分寸，哪个有毛病尽量单个教育，免得另外几个偷偷“高兴”。和别人家的孩子发生矛盾，问清情况后首先批评教育自己的，不上门指责他人。她很注意观察孩子在外的行为，有一次一个孩子跟着别人拿了蔬菜商店一根黄瓜，被她发现后说是别人给的，经启发才说出了老实话，让他送回去又不敢，非要妈陪着去，鼓励孩子做错了要有勇气改正，痛快地送了回去，平时绝不惯养孩子的这些毛病。如今孩子们都已长大，还不时给他们敲打警钟，谨防染上贪占便宜的恶习。在教育孩子上，我做的不如她，简单粗暴，不太注意方法，赶上不顺心的事把气出在孩子身上，轻则训斥，重则动不动手脚并用，岩崎峰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收拾一顿。效果不佳，往往还得她来收拾残局擦屁股，没有她还真不行。我逐渐领悟出，她这个妈比我这个爸做得对、做得好。悄悄地学了一些教育子女的方法。

2013年11月于咸阳
我俩相伴近五十年，总的来说和睦相处，但也有小的摩擦。有一次发生争吵，我脾气大的动手打了她一下，结果遭到她猛烈的反击，把我吓得再没有敢动过她一指头。她也没有得寸进尺，有理不饶人。有人说：她是贤妻良母，我是好丈夫，一家老小都好。这话虽有些过奖，但多少粘点边。在对待双方老人问题上，都是采取同情达理、宽容的态度。结婚前后，我从经济方面长期资助父母、姨妈，供弟、外甥上学，直至工作。对其它求助者尽力而为。她从没有刁难阻拦，有时还提醒我该寄得啦，更增加了我对她的爱与敬。
我对她还之以礼，1957年8月她的寡母、八岁弟弟就和我们在一起，老岳母1974年病逝，在十七年里为我们带大了四个孩子。看孩子、买菜、做饭、家务活儿几乎都是她老人家干。在旅顺时背上小孩，迈着站不稳的小脚排队买粮买菜，常常是深更半夜还在为小孩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六十年代末以来患病身体日渐衰弱，仍坚持为我们操劳，辛苦一生，过早地离开人世。我经常教育孩子们，千万不要忘记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几个拉扯大的。特别是懂事早、记性好的大儿子经常念记他大恩大德的姥姥。我在和内弟谈到她老人家的往事时，他总是说：要不是姐姐、姐夫帮助我们还出不来，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如今几个长大成人的外甥，对他们身体欠佳的舅舅从多方面给以关心照料。
积五十年之经验，我这个家能走到这一步，还多亏老伴了。对家庭的贡献，按常理说的是一半对一半，依我看不是半斤对八两，天平应该往她那边倾斜，若论功行赏她是头一名。她为我们这个家、为孩子，也为我操心劳累、呕心沥血五十年。祝愿她多保重自己，少为子孙操心。晚年的你我大北照相馆，过好余年的生活。
后记
常言道：年过三十不学艺。我是七十有五才开始学打字、写点东西的。晚矣！？还来得及，乘头脑记忆尚可，手脚还算麻利，做过三次白内障手术视力还可以田永成。1998年初，在纪念平津战役五十周年前夕，曾写了《回忆》的4、5、6部分，后因种种原因一撂就是七年。今年初偶发心意，为何不用新奇神秘的现代化电脑续写完自己的《回忆》？老年人同样应力所能及地学点高科技，掌握点新技术。
这一想法立即遭到家人的非议，担心人老了变成“网迷”，视力又不行影响身体。我固执己见、力排众议，采取大造舆论、各个“击破”的办法，终于得到默许。四月十八日高高兴兴地抱回一台新电脑，就别提哪个高兴劲啦！人老了不好意思把内心的喜悦暴露无遗。老汉遇到了新问题，拼音没学过，键盘不会击，符号看不懂、方法记不清、手指不好使、鼠标捉不住，真是难题一大堆。硬着头皮学拼音，晚上睡不着，在肚皮上默写，心里默记，在子孙手把手地帮助下，初步学会了打字、拼音技能。开始用电脑记录五六十年前的往事，更难的是手头没有积累一点历史材料，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只好边回忆，边写提纲，边记拼音，边打字。开始一小时打不了几个字，b与p，z与c怎么也拼不准，一天下来只打几十个字，累得头昏眼花、腰痛脚肿。好不容易打了千把字，不知把哪个键摁错了，几天的成果全被消除。气得唉声长叹：廉颇老矣！这玩艺儿真不好掌握，发誓再不学了。坚持就是胜利，过去几十年许多困难就是靠“坚持”二字挺过来的。历经百日，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按计划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2005年9月3日完成了近十万字的《回忆》。
追记半个世纪前的陈年旧事，我尽可能做到客观、准确，不加虚构、假设之类的东西。在事件上，力求写得真实一点，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在内容上，力求把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事儿写得具体一点，更符合我本人二十年的军旅生涯和长期从事报务工作的实际；在语言、文字上，力求写得符合部队当时和当地的通俗（用）的表达方式、以及我本人的个性和习作水平的实际。
《回忆》中，自感有许多不足挂齿的往事，写得冗长、拖沓，六十年来，这些‘小事’仍当做大事一样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不去抹不掉，还是难以割舍地保留下来。但因时间太久，又没有任何资料，仅凭老朽目前的记忆，实难保证在时间、地点、人名、情节、过程甚至主要问题上没有错误和遗漏。特别是涉及到某位同志的具体事，更难说没有出入。如哪位老领导、老战友、知情者、学者以及老乡、同学、亲友发现错误，务请指正。再则，本人底子薄，第一次尝试写这种体裁、这样长的东西。在文风、文法、词语、逻辑，甚至在应用标点符号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承蒙各位一并指正，不胜感激。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全家老小，他（她）们不仅在上网技术上耐心施教，而且还是我的第一（批）读者，在写作过程中专门帮我挑毛病，就连不到十岁的小外孙也是如此，似乎成了他的课外读物，许多段落甚至一字不差地都能背下来。更要感谢我的弟弟杨利森、外甥宁明远，他俩不顾身体不适，呕心沥血，发挥专长，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并逐段逐句进行了润色。
我写《回忆》的目的，是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为我接受革命教育六十年和参加革命近六十年之际，把仅有这点端不上饭桌的东西，拿出来献丑。深感再不动手就没有时间了，那将造成自己终身遗憾，子孙后代们也会怪我没有给他们留下点什么。
2005年9月3日于咸阳
又：2005年以来，根据战友提供和查阅的有关资料，对本文做了若干补充、更正，在文字上做了较大修改。

（转载来源杨茂森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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