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肸子隐士有风险，入山须谨慎-春英诗社
杨肸子隐士有风险，入山须谨慎-春英诗社
杨肸子
最近读《宋书》，读到《隐逸传》，觉得如果生在乱世，躲进山里当隐士，也不失为一种自在的生存方式。但又读到《索虏传》，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儿：
说晋宋之际，关中很乱，先后被好几个政权控制，先是苻氏前秦，又是姚氏后秦。东晋义熙年间，宋高祖刘裕北伐，控制了关中。但高祖退兵之后，匈奴部族的赫连氏有个赫连佛佛（就是赫连勃勃），又占据了这块地方。对，就是这么乱。
当时有一位隐士，京兆人韦玄，“隐居养志”。后秦的姚兴备大礼请他出山，他不出；高祖刘裕请他出山，他也不出，可以说是很装逼了。后来，赫连佛佛也请他出山，他就出来了。没想到赫连佛佛不仅不高兴，反而大怒：“好你个韦玄！姚兴、刘裕徵召，你都不出来；我一徵召，你就出来了。你是把我当成不可理喻的野蛮人吗？！”就把这位韦先生给杀了。（《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这就很让人蛋疼了。（估计韦先生也这么觉得。）作为一名隐士，我躲进山里装个逼我错了吗？就算我错了，你徵召，我不出来，你杀我也就罢了。我明明是应徵出山了，你还杀我，有这个理吗？
生在乱世，当隐士也不安全，不出山可能被杀，出山了也可能被杀。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杀隐士，就跟杀谏臣一样，都是大忌。但也保不准碰上几个不可理喻的杀人狂，什么人都杀，隐士、谏臣更不在话下。历史上最有名的杀隐士的故事，出自《韩非子》：
姜子牙封到齐国，齐国东海上有狂裔、华士两位隐士，是兄弟两人。他们说：“我们不当天子之臣，不当诸侯之友，耕地挖井，自给自足，国家的名位爵禄对我们都没啥影响。”姜子牙到了齐国，立马把这两人捉来杀了。周公听说了，急忙问他：“这俩人是天下有名的贤士啊，你刚到齐国就杀贤士，是什么道理？”姜子牙说：“我治理国家，靠的就是爵禄、刑罚。这两个人却公然蔑视我的爵禄、刑罚，还徒有虚名，耸动天下之视听。我不杀他俩我杀谁？就好比有一匹千里马，但你让它走它不走，你让它停它不停，你让它往左它偏往右，你让它往右它偏往左。这样一匹不听话的千里马，要它何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这个故事是韩非子虚构的，但代表了法家对待隐士的态度：治理国家，靠的是一套法律制度。但有些人（隐士、居士、处士）公然蔑视这套制度，不仅蔑视，还以道德为名，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声誉，引起公众对国家权力的怀疑。这种隐士就该杀。朱元璋就信奉这个理念，他说：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凡是不为我所用的，我就要杀掉。这在明代是一条法律规定。朱元璋就按照这条法律杀了不少隐士。这样说来，隐士不出山要杀；就算是出山了，也有性命之忧（比如韦玄先生）。所以说：
隐士有风险，入山须谨慎。
所幸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像朱元璋这么极端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统治者对隐士还是宽容的，因为他们知道，隐士虽然不为朝廷所用，但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杀了他们，对维护政权的权威性作用很小，反而容易惹得世人非议。还不如优待他们，显得自己宽容大度。
所以，中国古代就出现了这么一种奇特的政治风景：每一个皇帝登基之后，都要访求有名的隐士。（奇怪，既然是隐士，为啥还这么有名？）优诏徵用，备上一份厚礼，请他们出来辅佐朝政。隐士照例是要推辞一番的，朝廷再徵召，隐士再推辞。如此往复几次，隐士最终还是不出山。这样一来，朝廷有了“求贤若渴”的美名，隐士有了“气节高尚”的声誉，如此双赢，岂不美哉？
朝廷徵召，隐士到底要不要出山？这就好比当代一大玄学问题：
一对情侣逛超市。
女：呀这个车厘子好红润好可爱！
男：买买买！
女：不还是别买了，太贵了……
男：想吃就买嘛，不差钱！
女：不不还是别买了，我就随便说说，真的不用买……
男：只要你想吃，多贵咱都买！
女：不不不真的不用买，我看看就行了……
男：……
请问：作为男票，这车厘子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答曰：不必买。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就算不买，男票也是疼爱女友的，女票也是勤俭持家的，多好啊。我们假设另一种情况：
一对情侣逛超市。
女：呀这个车厘子好红润好可爱！
男：买买买！
女：好的，来二斤！
男：……
男：败家娘们儿！分手！
看到这里，就大致明白韦玄为什么会死了：因为他打破了朝廷与隐士之间的一种“政治默契”。这种政治默契就是：隐士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朝廷寻访人才，求贤若渴。双方互相利用，也互相抬高身价。朝廷徵召隐士，自然抬高了隐士的身价；隐士拒不出山，也增加了朝廷的威信。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隐士，历届皇帝上任，也都要寻访、徵召隐士，难道是偶然现象吗？
说到底，“隐士”这种特殊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这种特殊的政治土壤滋生出来的。没有国家、朝廷，就不会有隐士；反过来说，国家、朝廷也离不开隐士。朝廷和隐士，就像硬币的两面，谁都离不开谁。两者联系非常紧密，但又要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这种紧密的联系、必要的距离，就是朝廷与隐士之间的“政治默契”。双方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地维持这种默契。再换句话说，“隐士”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更是一种政治现象。隐士天生是具有政治性的。
韦玄为什么会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跟赫连佛佛之间不够“默契”。他跟姚兴、刘裕就很“默契”，属于朝廷、隐士之间的常规交往模式。但赫连佛佛徵召，他就出山，佛佛心想：“你啥意思？是不是觉得我们匈奴人不会玩儿你这一套？是不是觉得我们匈奴人没文化？是不是看不起我！”就把这位韦先生给宰了。
平心而论，韦先生死得冤枉，谁让赫连佛佛不按常理出牌呢？但隐士本来就不是“独善其身”的人，他也只是在政治游戏中扮演一个“隐士”的角色。既然玩儿政治，就难免会死人。所以说，隐士并不是这么好当的，保不准也会有性命之忧。
隐士不好当，也不是谁都能当的。“隐士”之“隐”，对应的是“显”。本来可以显贵的人不愿意显贵，才能去当隐士。并不是住在农村亲自耕地就算是隐士了，不然天下这么多农民，岂不个个都是隐士？中古时期有士庶之别，士人可以做官，庶人只能种地。要当隐士，至少也得是个士人，也就是贵族。平民隐居山间，没人把你当“隐士”。我们现代人如果要当“隐士”，不妨先自问一句：你需要“隐”吗？你能“显”吗？
听说，现在终南山上“隐士”越来越多，已经有些拥挤了。
作者 | 番薯
编辑 | 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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